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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伯祥与开明书店图书馆

发布时间:2021-03-03     来源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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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创立于1926年的开明书店,老板章锡琛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。他本人曾在商务(商务印书馆)当过十四年编辑,主编过《妇女杂志》。由于工作需要,经常到商务的东方图书馆查找国内外有关资料,有的还由原文译成汉文,在刊物上发表,受到国内读者欢迎,《妇女杂志》的发行量不断上升。后因他主编的这份刊物经常发表新观点,遭到当时一些卫道士围攻,说他鼓吹邪说,被王云五调离杂志社,章先生不服,最后被迫离开商务,自己创办了《新女性》杂志和开明书店。

  这是1926年的事。

  章锡琛在商务工作期间,深感图书资料对编辑的重要性,没有图书资料简直让编辑工作寸步难行,所以在创办开明书店后,立刻在有限的资金中拨出专款作为购买图书资料之用。

  不久,王伯祥先生离开商务投奔到开明来,章先生知道王先生既是史学家又是目录学专家,便请他一身兼任二职,王先生不负开明所望,一开始就编了一套《二十五史》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,在文史编辑岗位上立了大功,被郑振铎誉为扛鼎之作。在图书馆长岗位上又兢兢业业,事无巨细,都身体力行。

  他当过十二年编辑,深知编辑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书,并根据开明出书方针,重点采购文史和有关青少年课外补充读物方面最实用的参考资料。因为开明资金有限,他不辞辛苦经常到旧书市场淘宝。为了找到好书,他费尽心机,一本本地从书店中购来。正如叶圣陶先生所形容的那样:“如鹊运枝,如燕衔泥,不以为劳”。

  在王先生的精心经营下,开明图书馆逐步像样起来。当年的编辑夏丏尊、叶圣陶、傅彬然、顾均正、徐调孚、贾祖璋、周振甫等人深受其益、备加赞赏。

  王先生原是版本专家,对各种版本颇有研究,遇到珍本如价格昂贵,开明不胜资力,也只能放弃。有时在旧书市场上去寻觅,往往无劳而归。

  书籍采购回来,他立刻分类登记、编目立卡、整理上架以及一整套规范手续,做到陈列有序,查找方便,借阅和归还都有记录。平时一有空便用拂尘工具来回轻轻掸扫,不让灰尘落在书上。

  他自己家里因子女多房子小,但也辟出一间作为他的书房,如有哪个孩子动了他的书本,没有物归原位,他就要严加批评,所以全家都养成了爱书的习惯。

 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,1937年抗日战争人全面爆发。在“八·一三”之役中,开明书店设在梧州路的总店、编译所、货栈、印刷厂等统统被日寇的炮弹击毁,损失惨重。由章锡琛、夏丏尊、叶圣陶创办起来的开明书店,包括王伯祥苦心经营的开明图书馆,全被熊熊大火吞没。

  面对一片废墟,王先生马上想起了六年前他还在商务工作的时候,也是日寇的炸弹,炸毁了商务的全部馆所,他经常去的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也变成了一堆堆的废墟,连一本正规的藏书目录也没有留下。此时的王先生对日寇扼杀中国文化的可恶行径憎恨得咬牙切齿,想不到六年之后的开明书店和开明图书馆也遭此厄运!

  开明大本营被毁之后,大部分同人被迫去到内地继续发展,只留少数编辑人员在福州路一个三层楼上继续编书出版,支援内地。

  夏丏尊、章锡琛、王伯祥、徐调孚、顾均正、周振甫等人只发一点生活费勉强度日。但因开明一贯重视图书馆建设,章先生说:“编译所烧就烧了,我们还可重来”,“图书馆不能不办”。按照章先生的旨意,在福州路的三层楼上专门辟出一大间房子作为新的图书馆,并挤出一点资金让王先生继续采购图书并嘱咐,遇到好书还要及时采购,不可交臂失之。王先生便重新振作ballbet,再次承担重建开明图书馆的责任。因资金有限,他只得多跑旧书市场,从中淘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一两年下来,果然淘得一批又一批宝书,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部高丽版《医方类聚》,另一部是在日本精印的伪满版《清实录》。

  后来,王先生听说内地的几家分店和办事处都在代销外版书,品种还不少,就写信给这些分店和办事处,请他们把外版书目寄一份来,由他一一圈点,然后要他们各买一本,作为图书馆藏书。抗战胜利后,这批书整整装了一船运回上海,大大丰富了开明图书馆的藏书。此时,王伯祥先生已担任总店襄理,负责行政工作了。

  正好他的长子王润华考进了开明,开明领导便把图书馆的工作交给了王润华去做。王润华从小就一直生活在王先生身边,为人干练,思想进步,还在高中时代就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,高中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考进开明。他在父亲熏陶下也十分喜爱读书。开明要他管理图书馆,他自己说好像“掉进了知识的海洋”。

  由于战后开明事业有所发展,编辑部对图书资料的需求也与日俱增,王润华每日忙于采购、整理、分类、编目、上架、借阅登记……对于分类有疑问的书便向父亲请教,由此增长了不少知识。他十分热爱本职工作,刻苦钻研,几年后也成为专家,解放后被出版总署任命为版本图书馆负责人,后又调到北京图书馆工作,对图书馆的事业颇有建树。

  1953年,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,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。新机构就设在东四十二条的一个四合院里,为了安置上海运来的开明图书馆的八万余部(册)图书资料,社长朱语今要求行政部门把最好的场所——社领导办公、开会的一座小楼一层作为资料室。

  这批资料中,除了上述两部价值价值连城的图书外,还有许多很珍贵的版本,如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图书集成》、《二十五史》等,经史子集各类大型丛书、类书、辞书,整个小楼一层安排得满满当当。据说在当年,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料宝藏书之多、之丰富和价值,居本行业第二。

  由于历届社领导的重视,中青资料室的任务较开明图书馆更为繁重,除了保管采集新书外,还承担起剪报任务,派编辑经验丰富的人员将每天报刊上有价值的资料逐日分类剪贴,并将资料室新近采购到的图书定期编印书目,通报各编辑室,便于编辑人员前去调阅。

  由于中青资料室的藏书丰富、服务到位,在团中央系统各单位都是出了名的。当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多次到中青资料室借书阅读。作家茅盾为了出版文集到处寻找他的旧作《炮火的洗礼》,因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的,发行量很少,现在昆明、重庆、成都等地都找不着。茅盾非常喜欢这本册子,常托人到处寻找,他提出是否到开明原来的图书馆问问老人,居然让中青资料室主任朱肇本找到了,茅盾见到书非常高兴,特地写信来道谢。

  中青社资料室随着中青出版事业的发展,藏书也越来越丰富,几十个编辑部门(包括中少社)和九十个刊物的编辑,经常到资料室查阅资料。一部分作家如姚雪垠、罗广斌、杨益言、孙竣青、李克异等因修改稿子住在我社招待所,也经常来资料室查阅资料,他们无不对中青资料室的工作深加赞叹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中青社复业伊始,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风闻中青资料室的藏书一直处于“书满为患”、“环境不佳”的状态便前来采访。当他发现这么多珍贵版本长期放在小楼一层,三十年下来,有的已经发黄,甚觉可惜,便回去写了一篇报导,呼吁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对这份文化遗产的保护。文章发表不久,中青社在领导部门的支持下居然批准新盖一座“资料楼”。建成之后,将全部图书资料(包括中青、开明、中少几十年版本)用现代化设备和管理方法陈列在几大间房子里。

  从此以后,中青社资料室所有图书资料有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场所得以“安居乐业”了!

 

(原标题为开明书店图书馆到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料室,标题为编者所加。)

作者:中国青年出版社     责任编辑:吴宏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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